张维刚
1941年“皖南事变”后，张澜等人向蒋介石当面提出“军队国家化”的主张，其主张是与“政治民主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同一个目标的两个方面：“此其事本相关而不可离，其言有二，其义则一。”[1]1947年1月，民盟一届二中全会政治报告深刻地阐述了二者的辩证关系：“我们主张军队国家化与政治民主化双管齐下，相提并进。以政治民主化保证军队国家化之实施，同时由军队国家化之实施更稳固政治民主化之基础。”[2]“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实现民主统一和平建国，建设一个政治自由、经济平等的新民主国家。
但是，一些学者认为，民盟“政治民主化”是反对国民党，“军队国家化”是针对共产党。黄炎培的儿子黄大能认为：“政治民主化当然是针对国民党，而军队的国家化显然是针对中共的。”[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邓野在其所著《民国的政治逻辑·联合政府的谈判与抗战末期的中国政治》中写道：“民盟具有天然的反对一党训政制的政治本质，但也不会支持中共的武装割据，民盟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的著名口号，代表了对国共两党的态度。”民盟上海市委参政党理论与盟史研究会华东师大分会成员吴原元也说民盟的主张是错误的：“民盟所主张民主政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并企图在国共两党之间发展自己的势力，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甚至在蒋介石一党专制的情况下提出什么‘国权统一’、‘军队国家化’的错误主张。”[4]
学者们将民盟“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割裂开来，失去了其内在的有机统一性，而分成了两个截然相反的斗争指向，“政治民主化”指向国民党，“军队国家化”指向共产党，这显然是不正确的。
本文根据一些历史资料，就民盟“军队国家化”主张的指向问题提出自己粗浅的看法，仅供参考。
一、1941年2月，即“皖南事变”后不久，张澜等人向蒋介石当面提出“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的基本主张，并得到中共的支持
1941年1月6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国共面临第二次分裂，大有发生内战的危险，国家民族处于危亡境地。2月15日，以毛泽东为首的七名中共参政员致函国民参政会秘书处，提出“皖南事变”善后处理十二条；19日，周恩来将十二条分送给张澜等二十余位各党各派的参政员，希望大家行动起来，争取民主，调解国共纠纷。张澜等人集会一起，研究给蒋介石的意见书，并在意见书上签名，以表示对中共的支持。27日，蒋介石指名约见张澜等六人。约见中，张澜等人向蒋介石提出四条意见：（一）参政会开会，中共参政员必不可少；（二）军队国家化与党派绝缘；（三）检讨抗战建国纲领及一切决定之实行；（四）成立各党派委员会以讨论并保证以上各项之执行。[5]这第二条就是“军队国家化”的主张，其余各条包含“政治民主化”的基本要求。所以“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的基本内容就是在此由张澜等人第一次向蒋介石当面提出的。如果全部实行的话，显然会动摇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基础。蒋介石对此很明白，所以他不会真正实行。由此可见，“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的基本内容从一开始提出就是紧密联系一起的，有机不可分的，离开了“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就不能实施；离开了“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就失去了基础。
1941年9月19日，民盟在重庆上清寺特园举行第二次会议，改选张澜任主席，通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的纲领十条》。[6]《纲领》第六条规定：“军队属于国家，军人忠于国家，反对军队中之党团组织，并反对以武力从事党争。”[7]“反对以武力从事党争”，显然是针对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一事的。《纲领》第二条规定：“实践民主精神，结束党治，在宪政实施以前，设置各党派国事协议机关。” [8]这是“政治民主化”的基本要求，其实质就是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由此可以看出民盟所指的“军队国家化”中的这个“国家”，是属于“民主化的国家”，是由国共及民主党派共同参加的实施民主宪政的国家，它决不是国民党一党独裁的国家，军队只能交与这样的国家。所以民盟“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的主张受到中共的高度赞赏。10月28日，《解放日报》发表题为《中国民主运动的生力军》的社论，赞扬《十大纲领》“是对我们民主运动的一个新推动。”[9]11月25日，张澜在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上提出提案，要求“军队国家化，停止军队中任何党派之党团组织，借以防止以武力从事党争。”[10]该提案有共产党人董必武、邓颖超等二十三人联署。蒋介石接到提案后，怒火冲天，拍桌大骂张澜，说：“把我当成宣统了”，不准将此提案提交大会讨论。[11]如果提案中的“军队国家化”是针对共产党的话，董、邓二人是决不会联署的，而蒋介石也不可能大发雷霆，加以拒绝。
二、1943年7月，张澜致函蒋介石，再次提出“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的诉求，并为中共军队和解放区的存在与之抗争
1943年1月14日，张治中奉蒋介石之命约见周恩来，提出希望中共放弃军队，被周恩来拒绝。[12] 3月10日，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诬蔑共产党是“封建军阀武力割据”，妄图以武力消灭共产党军队及解放区。蒋介石说：“仍如过去之封建军阀武力割据，破坏统一，妨碍建设，则中国的命运为衰落，为灭亡”；“这是我们中国命运的分水岭，其决定即在此抗战时期，而不出于这二年之中。”[13] 5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发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26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同意解散共产国际。国民党便利用这个时机，制造反共舆论，叫嚣“马列主义已经破产”，“共产主义不适用于中国”，要求“解散共产党”，“取消陕北特区”。[14]6月至7月上旬，先后调动五十余万军队，包围陕甘宁边区，准备进攻延安。在这内战一触即发的紧急时刻，7月6日，张澜至函蒋介石，指责蒋介石的危险举动，明确表示共产党拥有军队合法合理：“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各有主义，各有区域，各有军队，能否合作，实为国人之所深切关心。如非认真而且彻底做到政治民主，使军队国家化，专用之于国防，则此问题将无法解决。甲要一党专政，因而训练党军，以图攻固其政权，即不能禁乙之训练军队，与之对抗。”[15]张澜还公开表示，解放区不是“封建军阀武力割据”，其存在是合理的，共产党军队在抗日中浴血战斗，享受抗战胜利成果也是应该的。1945年12月6日，张澜在接受《新民报》记者浦熙修的采访时说：“共产党八年血战，解放区遍十三省，要不给他一两个区域受降是不公平的。”[16]
1944年11月10日，罗期福总统特使赫尔利在延安与中国共产党签订了《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议（草案）》。《协议》第一条规定：“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应共同工作，统一中国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第四条规定：“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所承认。”本条所指的“联合国民政府”，即是《协议》第二条规定的“改组”后的“国民政府”，该政府废弃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其组成“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政治人物的代表”；这其实就是共产党所提出的“联合政府”，也与民盟所主张的“政治民主化”后所组成的政府差不多。“联合军事委员会”也是改组后的军事委员会，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显然，这个“联合军事委员会”不是“军令”统一于国民党的“军事委员会”，而是“政治民主化”后所组成的“联合政府的军事委员会”。蒋介石拒绝了这个《协议》，另提出三条“提示案”，由赫尔利于11月21日转交给中共。“提示案”第二条要求“中共应将其一切军队移交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辖。”这是蒋介石以“提示案”的形式向共产党提出的“军队国家化”的要求，其实质仍是强调“军令”、“政令”统一，维护一党专政。因此，这个“提示案”理所当然的遭到了毛泽东的拒绝。[17]
由此可以看出，民盟和中共所坚持的“军队国家化”与国民党的“军队国家化”有实质上的根本区别。民盟和中共所主张的“军队国家化”，是把军队化于民主国家，其实质是确保军队属于人民，服务人民；而国民党所搞的“军队国家化”，是把军队化于专制政府，形成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制的工具。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军队是国家的，非常之正确，世界上没有一个军队不是属于国家的。但是什么国家呢？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封建法西斯独裁的国家，还是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中国只应该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并在这个基础之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中国的一切军队都应该属于这个国家的这个政府，借以保障人民的自由，有效地反对外国侵略者。什么时候中国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出现了，中国解放区的军队将立即交给它，但是一切国民党的军队也必须同时交给它。”[18]
三、1946年初，在政治协商会议上，民盟与中共相互支持，统一对国民党的斗争步调，促使各党各派在“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的问题上达成共识，通过《和平建国纲领》
1944年底，为了组成联合统一战线，协调对国民党的斗争步调，民盟与中共商议了一项重要协定，其内容共为九项，主要之点是：（一）双方为推翻国民党一党专政，实现民主政治之新中国，应共同携手奋斗；（二）双方得保持其政治最高原则，但在奋斗过程中，得随时交换意见，以划一步调，增强力量；（三）中共解放区欢迎中国民主同盟成立分部，但民主同盟之活动，以不妨碍中共之事业为原则；（四）中国民主同盟对中共解放区之政治军事，经济各项设施，须尽力予以支持，并扩大其影响；（五）双方不得单独对国民党作妥协合作，如有谈判，得相互通知，并取得双方同意后，始与国民党成立条约。[19]这个协定，规定了民盟与中共双方以推翻国民党一党专政为共同目标；民盟在政治、军事、经济全方位支持中共，统一对国民党斗争策略及其步调。抗日战争刚结束，毛泽东赴渝谈判，其间先后三次与张澜会面，商议与国民党斗争的策略。1945年11月，民盟与中共再次约定，重申在与国民党斗争中协调步伐，不单独与国民党妥协。[20]
在“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的问题上，民盟与中共在同国民党斗争中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的行动在1946年1月的政治协商会议上得到很好的体现。
（一）由于国民党的顽固反对，民盟随着中共对国民党让步，将先实行“政治民主化”，再进行“军队国家化”改为“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平行进行。
1943年7月6日，张澜致函蒋介石：“认真而且彻底地做到政治民主，使军队国家化，专用之于国防。”[21]张澜的用意是很显然的，即先彻底做到“政治民主化”之后，然后再进行“军队国家化”；军队置于民主化后的联合政府，隶属于民主的国家。这与中国共产党先实现“政治民主化”再谈“军队国家化”的主张是一致的。1945年9月27日，毛泽东在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时说：“我们完全赞成军队国家化与废止私人拥有军队，这两件事的共同前提就是国家民主化。”[22]
但是，先实现“政治民主化”，再进行“军队国家化”的主张遭到国民党的坚决反对，为了打破僵局，共产党决定后退一步，即“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二者平行进行。1945年12月19日，周恩来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回答记者关于“军队国家化”的问题，指出解决这个问题有三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是国民党的方案，是先将军队交给政府，再由政府给一点民主；这个方案等于把抗日军队交给“一党专政”的政府，变为国民党的党军了；这是共产党所反对的。第二个方案是先把国民政府改组成民主合作的政府，再由这个政府去统一全国的军队，这是美满和彻底的办法，但政府不赞成。第三个方案是“政治民主化”做一些，“军队国家化”做一些，两者平行，逐渐达到一个民主宪法的政府。[23]这最后一个方案，是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时提出的。共产党在“军队国家化”的立场上作了极大的让步，表示了极大的诚意，因此，国民党在“政治民主化”的立场上也作了一定的退让，对此方案表示原则上的同意。
在中共调整了自己的方针之后，民盟也随之调整了自己先“政治民主化”后，再进行“军队国家化”的立场，主张二者同时并行。1946年1月2日，民盟发言人对时局发表谈话，指出“关于军队统一于国家一节，各方均无异议。但必须与政治民主化并行之。”[24]
然而，国民党虽然原则上同意了“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平行进行，但在政治协商会议上，又变换手法，将军队仍纳之于国民党“一党专政”之下。1946年1月14日，国民党政协代表王世杰对扩大政府组织方案说明时，表明在政府组织扩大后，“国防最高委员会得对于军政为一切的与最后的决定。”[25]然而，在国民党代表团提出《扩大政府组织案》中又规定“遇有紧急情形时，国民政府主席得为权宜之处置”[26]，这实际上是军队在国家化之后，仍集中于国民党，集中于蒋介石，是“军令”、“政令”统一的翻版。对此，共产党坚决反对，“觉得不甚好”，董必武针锋相对提出：“紧急处置权并非国家元首必不可少之权”，“主席的命令还是要经会议通过，而且要有人副署”。[27]
16日，张澜等9人提出《实现军队国家化并大量裁兵案》，提出“全国所有军队应即脱离任何党派关系，而归属于国家，达到军令政令之完全统一，现役军人脱离党籍”。[28]民盟提案是针对国民党提案和提案说明的，“军令政令”统一是“统一”于民主的联合政府。梁漱溟在对民盟提案说明时，强调说：“全国任何党派的军队都要整编，不是只要一个党交出军队，也不应把其他军队都看成就是国家的军队。”[29]这里的“其他军队”指的就是国民党军队。因为国民党把自己看作是“正统”，把自己的军队看作是“国军”，即国家军队；把共产党看作是“异党”，共产党的军队看作是“异军”。梁漱溟的提案说明，其含义与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主张是一致的，即“什么时候中国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出现了，中国解放区的军队将立即交给它，但是一切国民党的军队也必须同时交给它。”
青年党在《停止军事冲突实行军队国家化案》的书面提案中，提出“军队国家化实为政治民主化之必要条件，政治民主化复为军队国家化之必要保障。”“必须二者并重，同时实行。”[30]而青年党政协代表陈启天在对提案说明时，则要求先军队国家化，后才实行政治民主：“促进民主也非先军队国家化不可，枪杆子之下无民主，拿队伍讲民主宪政，很危险。”[31]在政协会议之前，青年党就已为国民党拉拢，从民盟分离出去。陈启天的口头说明，代表了青年党的实际主张，反映了青年党的政治立场已与民盟分道扬镳，而与共产党对立，完全站在国民党一边。因此，青年党的主张，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共产党的痛斥并拒绝，周恩来说：“如果以为先有军队国家化，然而才能政治民主化。那末，今天协商的问题，将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呢？”[32]
在民盟和中共的力争下，国民党的提案和青年党的提案说明为会议拒绝。
（二）在“军队国家化”具体实施的原则上，民盟和中共完全一致。
1945年10月16日，《中国民主同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提出：“军人应绝对遵守忠于国家的原则，军队绝对不得担任党务工作，这样才能奠定军队国家化的基础。现役军人绝对不许兼任行政官吏，这样才能达到军民分治的目的。”[33]这是“军队实施国家化”的最基本原则：（一）军队必须与党派分开，军队不从属于任何党派，而从属于国家；（二）军政分开，实行军民分治，现役军人不得担任行政官员。
对于民盟关于“军队国家化”的实施原则，中共完全同意，并在政协会上提出了同样的主张。1946年1月16日，周恩来在政协会议上作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的报告时，指出“军队国家化与政治民主化”“平行前进”。[34]对如何实行“军队国家化”，提出“我们非常同意军党分开，军队不应属于党，应属于国家，因此对于党与军队的界限，必须划分清楚。”[35]“我们很同意现役军人不做行政官吏。”[36]
（三）《和平建国纲领》被国民党破坏。
经过中共、民盟和各民主党派艰难斗争，国民党不得不让步。1946年1月31日，政协会议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其中“军事”问题案采纳了民盟和中共提案的意见，同意“军队属于国家”，实行“军党分立”、“军民分治”。
对于《和平建国纲领》，中共给予了高度评价。2月1日，延安权威人士说：“由于这些决议的成立及其实行，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即将开始脱离国民党一党专政而走上国家制度民主化的第一步”，“中国从此无疑的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这是中国民主革命一次伟大的历史的胜利。”[37]政协会议的成功是民主运动的胜利，《和平建国纲领》的通过是政协会议的巨大成就。中共、民盟和各民主党派都满怀喜悦，期待和平建国；全国无不欢心，盼望和平生活；美、英等国际舆论也给予了高度赞扬。
但是，国民党却认为政协会议是自己的失败，政协会议刚刚闭幕，就破坏政协决议的执行。周恩来说：“国民党二月南京军事会议流传两句口号‘为领袖任劳任怨，为国家死里求生’。这实质上就是‘破坏政协任劳任怨，反动集团死里求生’。”[38]
1946年3月16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十次大会修正通过《对于政治协商会议报告之决议》，反对“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同时并行，声称：“军队国家化乃和平建国之先决条件”，并要共产党交出军队：“军队整编及中共部队为国家之基本方案，中国共产党务须切实履行”。[39] 次日，国民党发布《六届二中全会宣言》，重谈先“军队国家化”，后“政治民主化”的老调：“军队国家化，是政治民主化的主要条件。惟有军队国家化，军令政令才能够贯彻。”[40]中共、民盟和各民主党派和平建国的希望完全破灭，中国重新沦入内战的深渊。
四、民盟主席张澜对中共军事斗争的实际支持
这里，还要补述一下，民盟主席张澜对中共军事斗争实际支持的事迹。1944年底，中共与民盟商定，民盟对“解放区之政治军事”，“须尽力予以支持”，对此民盟是切实履行的。1945年秋，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先后三次到张澜在重庆的寓所特园与张澜商谈国是，向张澜提出：（一）如果国共打起来，希望张澜影响西南地方实力派联共反蒋；（二）希望张澜协助地下党开展游击战。张澜一一答应了。[41] 1948年4月，张澜在上海指示原四川省主席邓锡侯，西康省主席刘文辉掌握好军队，团结好地方各种力量，“待机起义，迎接解放。”1949年底，解放军进入西南时，刘文辉、潘文华、邓锡候率部起义，粉碎了蒋介石固守西南的战略意图。其实，早在中共与民盟商议相互支持统一步调的协定之前，张澜对于中共军队都是支持的。1933年和1936年，张澜向李家钰和刘湘要了三百多支步枪、三挺机枪等武器，交给中共南充地方组织负责人朱光壁，建立了中共南充地下武工队。[42] 从张澜对中共军事斗争的实际支持，也可以从另一个方面看出民盟“军队国家化”倾向性是很明显的，是指向国民党的。
1955年2月15日，上海市民盟支部举行张澜追悼大会，市长陈毅在会上的致词中，回忆“皖南事变”后的形势时说：“张澜先生支持了我党我军，严正地指出了蒋介石破坏抗战的行为，这对帮助共产党挽回大局，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43] 陈毅作为中共军队高级领导人，“皖南事变”后继任新四军军长，身处险恶的涡漩之中，民盟特别是张澜给予中共军事斗争的支持，其切身感受自然不是一般人所能体会。“帮助共产党挽回大局，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这个评价是发自内心最深切的感受，是实际的，中肯的，正确的。（作者系民盟高坪总支盟员）
注释：
[1]《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6-7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
[2]《中国民主同盟一届二中全会政治报告》，《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256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
[3]黄大能《黄炎培与民盟及民建》，《黄炎培研究文集（1）》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4]吴原元《略论中国民主同盟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贡献及启示》，上海统一战线网文史天地——史海钩沉栏。
[5][6][7][8][9]《中国民主同盟重庆地区大事记》5—6页、8页、125页、125页、10页，中国民主同盟重庆市委文史委员会编印，1988年7月。
[10]张澜《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张澜文集》136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11]吕光光《张澜先生生平事略》，《文史资料选辑》第89辑。
[12]《周恩来年谱》55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13]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第七章《中国革命建国的动脉及其命运的决定关头》，《中国之命运》191页，江西印刷厂敬赠，中华民国三十三年版。
[14][17]《中国共产党历史》628-629页、641—642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版。
[15][21]张澜《致蒋介石书》，《张澜文集》184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16]张澜《政协会议前夕答〈新民报〉记者浦熙修》，《张澜文集》243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18]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1073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19]中国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编《三十四年度的中共》，59页，民国三十五年一月。转引自湖南科技大学硕士论文《抗战胜利后民盟与政治协商研究》，作者王球云。
[20]王邦佐主编《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34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2]毛泽东《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毛泽东文集》第四卷27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版。
[23]周恩来《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讲话和答记者问》，《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上）》53页，重庆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编，重庆出版社，1989年10月版。
[24]《中国民主同盟发言人对时局发表谈话》，《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116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4月版。
[25]王世杰《对扩大政府组织方案说明》，《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上）》347页，重庆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编，重庆出版社，1989年10月版。
[26]《中国国民党代表团提出扩大政府组织案》，《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上）》345页，重庆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编，重庆出版社，1989年10月版。
[27]董必武《关于改组政府问题的报告》，《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上）》345页，重庆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编，重庆出版社，1989年10月版。
[28]《中国民主同盟提出实现军队国家化并大量裁兵案》，《政治协商会纪实（上）》391页，重庆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编，重庆出版社，1989年10月版。
[29]梁漱溟《对实现军队国家化并大量裁兵案的说明》，《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上）》393页，重庆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编，重庆出版社，1989年10月版。
[30]《中国青年党提出停止军事冲突实行军队国家化案》，《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上）》393页，重庆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编，重庆出版社，1989年10月版。
[31]陈启天《对停止军事冲突实行军队国家化的说明》，《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上）》398页，重庆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编，重庆出版社，1989年10月版。
[32]周恩来《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的报告》，《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上）》382—383页，重庆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编，重庆出版社，1989年10月版。
[33]《中国民主同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民主同盟重庆地区大事记》165页，中国民主同盟重庆市委文史委员会编，1988年7月版。
[34][35][36]周恩来《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的报告》，《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上）》382、386、387页，重庆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编，重庆出版社，1989年10月版。
[37]《延安权威人士评政协会议闭幕》，《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上）》511页，重庆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编，重庆出版社，1989年10月版。
[38]周恩来《一年来的谈判及前途》，《周恩来选集（上卷）》257页，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
[39]《中国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对于政治协商会议报告之决议》，《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上）》638页，重庆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编，重庆出版社，1989年10月版。
[40]《中国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宣言》，《政府协商会议纪实（上）》642页，重庆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编，重庆出版社，1989年10月版。
[41]张茂延《毛泽东与我的父亲张澜》，《张澜纪念文集》68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42]赵玉麟《张澜与中共南充地下组织的关系》，《张澜纪念文集》136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43]《陈毅悼念张澜》，《张澜纪念文集》3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