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日期:2016年0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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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911年9月7日被四川总督、杀人魔王赵尔丰诱捕
1911年，清廷将原为民办的川汉铁路收归“国有”，转而将路权抵押予英、美、法、德等帝国主义，举借外债，以维持其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川汉铁路股本，原系四川督署按丁粮附加征收而筹集的，因四川人民都是股东，铁路收归“国有”，直接损害了人民的利益，四川人民群起反对。南充县人民推举张澜等五人为股东代表，到成都与各州、县代表共商对策。由于张澜有胆有识，敢于斗争，被选为川汉铁路股东代表大会副会长。他和四川省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纶等领导四川人民保卫路权，成立保路同志会，反对清廷的卖国行径，阻止帝国主义势力的内侵。各州、县纷纷成立保路同志分会，成都人民罢市罢课，全川人民抗粮抗捐，逐步形成带有全民性的大起义。
同时，同盟会会员吴玉章、龙鸣剑等在川南的革命活动，与此互相呼应，声势日益浩大。四川总督赵尔丰企图镇压四川人民的这场大起义，遂于9月7日，诱捕保路运动的代表蒲殿俊、罗纶、张澜、颜楷、邓孝可、江三嵊、王又新、彭兰村、叶秉诚等九人于督署花厅，特别将张澜和罗纶两人大刀架颈，洋枪抵胸，胁迫他们屈服。张澜临危不惧，侃侃而谈，据理力争道：“既然准许四川人民出钱修铁路，断不能认为路权不属于出了钱的四川人民；既然‘庶政公诸舆论’，断不能认为四川人民争取自己的路权为非法。要是出尔反尔，把路权从人民手中夺去出卖给外国，这将是引狼入室，为害不浅。”他的话充分体现了民族觉醒、反抗帝国主义的爱国行动和反抗封建专制的民主精神。赵尔丰理屈词穷，拍案大叫：“张澜，你太强横！”当即喝令士兵将他们九人囚禁于督署中，加以“抗命朝廷”之罪，“候旨听斩”。
成都市民闻讯，群情激愤，涌向督署，要求释放九代表。赵尔丰命令士兵开枪镇压，死伤约40人。噩耗传出，激起全川人民更为强烈的反对。各地保路同志会立即进行武装，兼程开赴成都声援，汇集成都城郊的武装群众多达十余万人，包括部分起义新军，将成都团团围困。赵尔丰派兵出击，屡遭挫败。清廷派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率鄂军3000人入川救援，中途兵变，端方被诛。赵尔丰于绝望之余，不得不释放九代表。
二、1946年8月18日遭特务袭击，伤及头部
1946年1月10日，在重庆召开了由各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即旧政协），张澜是民盟的首席代表。会前，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即同张澜商定：中共和民盟在重大政治问题上，事先交换意见，采取一致步调，建立密切合作关系。政协开会期间，国民党反动派虽屡施奸计，加之青年党叛离民盟，但张澜坚持民盟与中共密切合作的原则立场，与中共代表共商大计，同国民党作了坚苦卓绝的斗争，终于使政协会议取得了通过“五项决议案”的胜利。
根据政协会的决议，在此期间，各党派讨论改组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为各党派参加的联合政府，和关于国民大会问题。为保证中共与民盟在联合政府委员名额中保持三分之一以上的否决权，在国民大会代表名额中保持四分之一强的席位，以保证施政纲领和宪法不被国民党恣意变更。周恩来向张澜亲切表示：中共方面愿意以自己的政府委员名额和国大代表的席位，同民盟集合在一起计算，尽量满足民盟内部的分配。这种推心置腹、大公无私的行为，使先生深受感动，称颂中共是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谋福利的唯一政党。
由于民盟与中共的感情日益加深，巩固和发展了中共领导的第二条战线，特务对张澜的监视和迫害也就更加严重。国民党报刊大肆诬蔑他是“共产党的应声虫”，诬蔑民盟是“共产党的尾巴”。“铁血锄奸团”的特务在成都张贴“打死张澜”的标语，狂叫“法办张澜”的口号，举行诬蔑和恐吓他的游行，直至将这种游行丑剧演出到他的家乡南充。特务还逮捕了他的同乡好友、长期在经济上资助他从事民主运动的民族资本家奚致和，借以向他示威。
1946年7月11日，民盟中委、优秀的民主运动战士李公朴先生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7月15日民盟中委、著名诗人闻一多教授在参加李公朴先生追悼会后又被特务杀害。张澜义愤填膺，特别致电蒋介石，提出强烈的抗议。
8月18日，张澜亲自在成都主持各界人士悼念李公朴、闻一多二位烈士的追悼会。在会上，张澜愤怒斥责国民党特务的法西斯暴行。散会时，行至会场大门口，突然遭到特务的袭击，伤及头部。由于护送他的吕光光、沈自强保护得力，才幸免于难。
三、1949年5月被国民党特务软禁在上海虹桥疗养院
1949 年1 月5 日，张澜在上海虹桥疗养院对来访的美国合众社中国分社主任高尔雅纵论了国内国际大事。上海《申报》头版头条报道说七十七岁之民盟主席张澜称：每一个人都希望和平，但是我以为希望很渺茫。蒋介石提出的条件中，有两条特别不能接受，不要说共产党如此，一般人民也是这样。这两条是关于政府的接替和国民保持原状之要求。
李宗仁作代总统后，先后派甘介侯、邵力子等人到上海请张澜再像过去一样出面“调解”。张澜告诉他们说：“从前国共两党之争，我们是第三者，但现在局势已完全改变，现在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而我们站在革命的一边，不能再作调人。”
蒋介石痛恨张澜“敌对到底”，欲置之于死地，遂于1949年春末，派武装特务数十人包围了张澜所在的上海虹桥疗养院。5月3日，国民政府国防部保密局长毛人凤在他的官邸对上海市警察局局长毛森说：“总裁有指令，对张澜、罗隆基先监视起来，然后秘密解决。”于是，他们制定了一套行动方案，试图把张澜、罗隆基刺死在上海虹桥疗养院。慑于当时上海罢工、罢课群众运动的巨大压力，他们又重新制定了一份暗杀计划：以将张澜、罗隆基转移到台湾为名，中途处死，抛尸海中。5月10日，当军警冲进疗养院执行逮捕任务时，先生临危不惧，厉声责问军警：“我不走，我犯了什么罪？要死就死在这里！”当时疗养院院长丁惠康因事外出，幸得该院副院长郑定竹医生以张澜病情严重不能出院，并以身家性命担保，该院医护人员也纷纷具结担保，最后警方才同意将张澜和罗隆基软禁在206号病房，由特务轮班看守，严密监视。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获悉国民党要暗杀民主人士的绝密情报，周恩来指示上海地下党一定要设法营救二位先生。中共地下党上海负责人吴克坚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策动对蒋介石不满的前淞沪警备司令杨虎营救。杨虎应承后，从周力行（时任上海警备区副司令，是杨虎的女婿）处获悉上海警备区司令王新衡派第三大队副大队长阎锦文执行，而阎锦文系杨虎的老部下，便嘱咐阎营救，并派得力亲信潘云龙、庄儒伶二人充当警备队员协助阎锦文。
5月24日上午，阎锦文接到立即进行营救张澜、罗隆基的命令。晚上9时许，营救计划开始实施。阎锦文全副武装，开着吉普车，直达上海虹桥疗养院。这时，看守张澜、罗隆基的两个特务已被换成了我地下党的同志。阎锦文走进张澜、罗隆基的病房，微笑着对他们说：“我奉杨虎司令命令，来营救你们。”张澜、罗隆基不相信，阎锦文拨通了田淑君（杨虎夫人）的电话，让张澜与她通话。“张主席，阎先生是自己人，听他的话没错，不会出事情的。”至此，张、罗二人才相信。随后，田淑君又在电话里对阎锦文说道：“吴克坚指示你，今晚12点之前将张、罗转移到杨虎公馆。”田淑君还告诉阎锦文：“吴克坚还让我转告你，你必须通知你的家人赶快离开，国民党很可能对你的家人下手。” 阎锦文听了，心中是一阵感动，一阵温暖。心想：共产党就是有人情味，连我家人的安全都考虑进去了，我一定要尽全力完成这次营救任务。此刻，张澜、罗隆基已走出房间，并上了车，他们两边坐着两位阎锦文的助手。昏黄灯光下，阎锦文驾着吉普车向位于环龙路的杨虎公馆急驶。当时每个路口都已戒严，守军喝问口令，阎锦文已从周力行处得到了当晚口令，一路畅通无阻。
拐上环龙路，杨虎官邸已不远了，阎锦文刚舒了一口气。冷不防岔路里转出一辆装甲车，挡住去路，几个国民党军人跳下车来，一字排开，连喊：“停车！”阎锦文意识到不能硬闯，便停下车，小声叮嘱张澜、罗隆基：“由我来应付他们，二位先生尽量少说话。”然后他慢悠悠地走下车，喝道：“是什么人！这样咋咋呼呼干什么？”一个少尉迎了上来，见阎锦文的军衔比自己高，忙立正敬礼：“报告长官，兄弟奉命巡逻，长官深夜出车，是公事还是私事？”“公私兼顾，奉命撤退，先送老父亲、大哥去机场。”阎锦文说着伸出两个指头从上衣口袋里夹出一个证件。少尉瞟了一眼，不敢细看，迟疑着说：“上面命令，过往车辆必须作检查。”“好说。”阎锦文回头命令，“打开车门！”少尉不敢细看，回头赔着笑，知趣地再向阎锦文敬礼道：“长官您走好。”
吉普车继续向前开去，不一会便驶到杨虎公馆，杨虎等人已在公馆门前迎接。“杨将军，是您啊！”张澜、罗隆基激动地和杨虎紧紧握手。杨虎向张、罗介绍吴克坚说：“这是中共的吴克坚先生，是他让我来营救你们二位的。”罗隆基幽默地对吴克坚说：“你这个通缉要犯还没有撤退啊。”吴克坚对张澜、罗隆基说：“只要你们的安全没有得到保障，我是不会撤退的，这是周恩来先生的指示啊！”
6月24日，张澜、罗隆基到达北平，火车刚到前门车站停下，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便出现在车厢门前了。张澜由女儿搀扶急忙下车，周恩来迎上前来紧紧地握住张澜的手，频频摇动，连声说：“你们为我们担了风险，吃苦了！吃苦了！我曾命令解放军和地下党赶快营救，总算见面了。”
参考资料：
【1】炎黄春秋2004 年第10期
【2】四川统一战线2008年第01期
【3】四川文物1986年03期
【4】《上海滩》2009年第5期
【5】《张澜年谱新编》谢增寿编著2011年版
（作者杜成永系民盟西充中学支部主委）
